（二）如何把写作基本功打牢1 [6 x, l7 L- b4 H
) E" g! @4 C. o6 e+ ]( s" _一个优秀的党史工作者，应该如何把写作基本功打牢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干啥的吆喝啥”。换句话说，就是干什么就要琢磨什么。作为党史工作者，编写党史材料（大事记、资政报告、专题史、领导口述史、正史等）是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职责：练习写作是非过不可的一关，也是必须过好的一关。否则，就无法把党史材料组织好、写好，也不可能出思想、出成果、出精品。“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要想把党史材料组织好，就得把写作基本功打牢。怎样把写作基本功打牢呢？答案是：我觉得应该送副对联给大家，上联是：看问思辩抄；下联是：背记写改熬。横批是：祝你成才。% o6 U5 N6 P' ?. V( L
2 A! ]- A3 C8 j! k* E; o2 ^, y一是看。看是开阔视野、提高境界的重要途径。唐朝著名诗人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宋太宗也说过：“开卷有益。”也就是说，只要一打开书，就会有收获。多读书，少年时熟读背诵一些好文章，可以经久不忘，也可以学到一些作文的方法。鲁迅先生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鲁迅先生还主张“广博”，除了阅读文学书以外，还要适当阅读一些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书籍，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这一点我身体力行过，深有体会，受益匪浅。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我又先后参加过经济管理专业、法律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班与研究生班的学习和培训，还自学了历史专业、党史研究专业课程。通过干中学、学中干，积累了知识，开拓的思路，增长了才干，为后来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还要养成认真的习惯，不要走马观花，不求甚解，应该努力做到读一本书有一本书的收获。欧阳修读书有“三上”：即厕上、马上、枕上。可见读书学习无处不可，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作为党史工作者，更应该多读多看，自觉养成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无论是政治、经济类书籍，还是党史、文化、艺术类书籍，无论是报纸上的整版大块文章，还是书刊杂志上的长篇大论，都要多涉猎、多看，不能望着怵头、望着厌烦。要沉住气、耐着性子看。现在知识更新很快，如果不注重学习、想问题、办事情就会落伍。作为党史工作者来说，如果长时间不读书、不看报，就很难把握上面的精神，就缺乏政治上的敏锐性。读书看报，尤其要注重着那些所谓“干巴巴”的理论文章，诸如社论、评论、论坛、权威人士讲话，等等。这类文章，虽然很抽象、很概括，可读性差，难以引起读书兴趣，但这些文章有高度，有权威，逻辑性强，内涵丰富，必须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不能看报看题、看书看皮。好的文章如果一天看上一两篇，常年坚持，看问题的角度，思维的档次就会提高，要看紧贴中心的动态文章，以把握工作的中心，并预测下步工作的重点动向。这样，写党史材料就不至于太离谱。具体怎么看？我个人的体会是：(1)挑着看。从一本书、一张报中挑选出一篇或几篇特别重要的文章或从一篇中挑出一句或几句，读懂、读透。看的关键是你要有所收获，看的东西得记住，把好的开头和结尾记下来，甚至把好的句子和词语记下来，这样在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尽量用上，这样才算没有白看啊！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看”的学问，大家来看一篇满分作文。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做到“落笔生辉”实是不易。为什么开头如此难呢？一方面，开头是门面语，要首先给读者一个耳目一新的印象。否则开头抓不到读者的兴趣，读者便没有心情看下去。另一方面，开头是文章的一部分，他有自己规定的任务。有些事开头要点出来，不能谈得太多。谈得太多，便肢解了后面的内容；有的开头要概括，又要开宗明义，后面才能展开；有的开头讲求趣味，一见面就能抓住读者。如此等等，都是相当有难度的。同时写开头还要考虑到结尾。结尾与开头呼应，才能体现文章的完整性。开头有伏笔，后面才能出人意料而又有理有据。 首先，大家来看这篇满分作文的开头。“纵观古今，秦国因极力推行“商鞅变法”而使国力昌盛，以致最终实现一统天下之伟业。而清政府闭关自守、摒弃改革创新，终致丧国辱权、泱害国民。故此，创新是发展的推动器，惟有加快自主创新才能谋求全面发展。“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曾高屋建瓴强调。而至今日，我国虽步入经济快速增长的上升期，但却凸现出许多有关创新水平低下以致阻碍发展的问题。据报道，双边贸易规模最大的30种商品中，中方具有比较优势的很少，多数是日本具有优势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作者以历史上一对结局具有巨大反差的对比来引出主题，只此一笔，便有了足够的亮点来吸引读者的眼球。紧接着一句江主席高屋建瓴的话语并一个一百八十度陡转的事实，将文章主题进一步深化。这样的文章开头，每一个人都会为它拍案叫绝，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学习这样的开头，并为自己所用。其次，我们再看文章的主体部分。这部分主要是作者就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体的解决方案。人与人是不同的，同样的解决方案不同的人来写就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牵涉到了写作技巧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从本质上或者说从根源上找到它的事发原因，这样提出的方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作者处理得很好，不吝笔墨的使用了一段文字来阐述了这个问题根源。在具体方案安排上，作者做到了主次分明及重点与非重点的合理安排，使整个的方案逻辑严密，并照顾到了方案的可行性。在具体措施完成后，仍不忘来上一段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概括，从而使读者记忆中分散的条条措施凝聚到了一起。看完这一部分，读者会有这样的感受，对作者提出的方案，不但具体措施条清缕晰，还有了一个全局上的把握。最后，我们再看结尾。在一篇文章中，结尾和开头具有同样的分量。白居易说“句首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乔梦符提出“豹尾”之说；谢榛主张“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沈德潜、施补华要求结尾“作斗健语”、“完固有力”；李渔认为“篇际之终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蘧别”。这些说法同样也各有道理。在文章结尾时，作者切不可因为文章即将结束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好的文章要有好的结尾，好的结尾贵在不落俗套。好的结尾除了要再次点明主题，回应开头之外，还要有力，有余味，要给人留下思索的余地。当然，精炼优美的收笔语言同样也能够为文章增色不少。大家现在来看这篇满分作文的结尾。“长城非一日之功，创新非片刻使然。”这样点题且精炼优美的结尾语言定能够使人全身舒畅，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总之，所谓文无定法，这中间就要强调灵活运用的问题。党史写作爱好者不能按照某一个人都认为好的格式往里面添内容，这样就违背了作文的原则，写出的文章也定是乏味之极。所以党史写作爱好者在掌握了大量的作文原则和方法之后，能够根据文章具体需要灵活搭配和组合。这样才能写出有别于他人且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文章来。(2)“串”起来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文章角度、观点各不同，通过串起来看，进行比较、思考，便于从中抓住实质，把握脉搏。同样是秋天，对于杜甫来说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于范仲淹来说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对于刘禹锡来说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睛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于欧阳修来说是“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通过“串”起来看，同一景物，由于作者所处的环境、心境、胸怀不同，他笔下描写的景物也各异。(3)调动读书看报的兴趣。要带着“问号”看，到书中、报刊中寻找答案，拉直“问号”，增强阅读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看”的重要。1957年，上海市委秘书班子根据当年6 月《人民日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精神，起草了上海市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主题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正在杭州疗养的毛泽东一看到报告题目，就发出了“乘风破浪好”的赞叹。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上海市委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与毛泽东侧重的“反对保守主义”思想高度一致，政治路线对头，得到中央肯定。（4）现场“看”。 除了自觉养成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外，还要学会到现场去“看”。像新闻类大事记存在于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存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这就要求写新闻类大事记报道要学会用“眼睛采访”，要眼观六路，有了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现新闻类大事记，才能不让新闻类大事记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这是党史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对于这个“见”字，笔者理解有三层意思：一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这种“见”只是浮于表面的走过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党史工作者采访的大忌。二是善于观察，做有心人，不管你是坐在车上，还是走在路上，只要你能看到的东西，就应该仔细观察，就有可能发现新闻类大事记。三是要独具慧眼，识得金镶玉，有真知灼见，采访现场要善于捕捉精彩的镜头、典型的场面，并形象地再现。“见”的最高境界是开“天眼”，一旦开了“天眼”，常人视而不见的事或物，到了你眼里也有可能找出新闻类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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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问。老前辈邵飘萍曾说：“欲达多得事实之目的，必先能有效之质问。”只有多问善问，才能满载而归，否则很有可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俗话说“学问学问，学贵在问”。多问必定多获，多获肯定多益。这道理很浅显，却有的同志不习惯，缺乏问的紧迫感，有问上级“怕露底”，问下级“怕掉价”，问同级“怕矮人三分……”的想法。要做到“多问”，必须从“怕问”中跳出来，确立“不耻下问”的精神，要有敢问路在何方的勇气，不怕“露底”，不怕“掉价”，也就是说要不耻下问。对不明白的问题，不理解的词句，要多问、勤问，要打破砂锅——纹（问）到底，问出个子丑寅卯来，直到问明白为止。上级、下级、同级，都可以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问就是虚心向别人求教，向人家学习。问的目的是求知，是积累知识，是提高自己，问会使人受益匪浅。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对很多约定俗成的提法，往往只是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有句成语叫“一问三不知”。平时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某某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就是一个人如果什么也不懂，常常被斥为“一问三不知”。如果你要他解释什么叫“三不知”。我保证他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出来。那么“三不知”、 “三知”又是什么呢？其实“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历来很少有人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江宁人姚福在他的《清溪暇笔》这部书里，对“三不知”作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他还说这话出自《左传》，来历是这样的，鲁哀公27年，晋荀瑶率兵伐郑。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贸然进攻。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的“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那么所谓“三知”，自然就是“始、中、终”皆知的意思。作为党史工作者，写讲话也好，写典型也好，写总结也好，搞调查研究也好，都应该多问，多了解情况，对不明白、拿不准的东西、要有刨根问底的精神，把问题弄清楚、搞明白，运用好，变“三不知”为“三知”。7 t9 y- L$ _, A w, U
4 J6 V( L# w- l8 U三是思。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韩愈也说过：“行成于思，毁于随。”如果看了问了而不去思考，只是一掠而过，就会感到迷茫，不可能在脑子里留下印象和成型的东西，最终是学而无获，或成效甚微。大家知道，古人作诗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骑在马上，蹲在厕所里，躺在枕头上都在遣词造句，真是绞尽脑汁！毛主席观看歌剧《白毛女》，当看到喜儿被逼进山洞的场面时，一拍椅子站起来，有感而发：“不造反行吗？”，弄的警卫人员很紧张。显然，毛主席是站在阶级的高度去思考的，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激情和精辟的论述。而我们有的同志却不那么善于思考。如果不善于思考，即使报也看了，书也读了，那也是眼睛忙，而脑子闲着。这样的读，就成了“读死书、死读书”。老舍先生说：“读一篇文章，读完要仔细想想。会写文章的人，他用一个字就能顶几个字，他会找一个顶合适的字来用。读文章的时候，只念一念，不仔细想一想，是体会不到它的好处的。”读文章要想，写文章也要想，拿起笔就写，结果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是写了几句就写不下去，只好“挤牙膏”，想一句，写一句，东拉西扯，这样的文章怎能写好呢？多思才能出智慧，多思考才能把文章写深刻，多联想才能把文章写生动。我觉得，在思的问题上要做到三个善于：(1) 善于逆向思维。如上世纪90 年代初，人们一度追求实惠，认为学雷锋过时了，在公共场所“雷锋叔叔不在了。”而一位作者看到美国西点军校里挂着雷锋的肖像，就写了一篇《有感于雷锋出国》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看来，有时候逆向思维确实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善于纵深思考。老子曾说过：“挖井七仞而不及泉，废井也”。挖井七尺没有出水，是废井。而七点一尺出了水，甘泉涌流，就是好井。成功往往只差那么一点，而这“一点” 常常就是成败的分水岭。因此，我们思考问题，应当提倡思得深一些，再深一些，尽可能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切忌蜻蜒点水、浅尝辄止，成为“废井”。(3) 善于多向思考和辐射性思考，由一点想到一片，由一句想到一段，由一段想到一篇。比如看到“沧浪”二字，就该联想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联想到“数声笛起在沧浪”，还要联想到严羽的《沧浪诗话》和苏州的“沧浪亭”。比如我们读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就该联想到“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联想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联想到“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因为他们描写的气象都是相似的。再比如读到“长河落日圆”，就该联想到“明月照积雪”，联想到“大江流日夜”，联想到“中天悬明月”， 因为这些都是描写非常壮观的景象的。能与他们接近的，还应联想到纳兰性德的“夜深千帐灯”、“万帐弯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再比如我们常说的情景，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就属于有我之境；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就属于无我之境。总之一句话，思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对党史工作者来说能够达到“心有灵犀”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胸有丘壑、从容淡定的境界，是一种豁然开朗、随心所欲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经过艰苦的修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在党史工作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个三年五载，甚至是十年八年，是难以挖出“慧根”，修成“正果”的。何时才能会“悟”写作技巧？功到自然成，所谓“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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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辩。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在与人讨论中形成思想，在寂寞中写作。”这句话道出了“辩”的重要性。“辩”至少有两层含义：一要多“侃”。“侃”的好处很多：它能阐明自己的观点，求得别人帮助。你“侃”的时候，别人可以挑剔，也可以引伸，相互启发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的观点。二要勤抬 “杠”， 常有“抬杠学艺”的说法，对拿不准的，先立起个靶子来，来点“引火烧身”，在激烈的语言碰撞中产生“火花”，从而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只要长期坚持这样做，就能出口成章，才思敏捷。托尔斯泰不但是个大作家，也是个大辩才。一次，他的女儿和他说，某某长得真丑，真没有教养。托尔斯泰不紧不慢地说；“比你还丑吗？比你还没有教养吗？”他的女儿顿时哑口无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辩论盛况空前的年代，出现了诸子百家，很多人都是辩论的高手。那时的孔子，不光与子路、颜回等学生经常辩论、交流，还坐着破牛车，到各国去辩论，宣传自己的主张，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过他的主张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采用。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孔子的观点和思想才得到政府认可，成为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我再举个例子，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文学史大家陆侃如先生，不但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而且是一个善于辩论的高手。巴黎留学时，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有个外国人忽然问他：为什么说“孔雀东南飞”，而不说“孔雀西北飞”？陆先生应声回答：“西北有高楼”。大家都知道，《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西北有高楼”出自《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孔雀飞不过去，只能往东南飞了。陆先生就这样以诗对诗，巧妙地回答了外国人的“抬杠”。7 W# ^7 Z: ~# M9 r, ~5 I* D& |# N
/ q g/ O" `5 w; e4 C五是抄，有句俗语叫作“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也有的人说“水平高不高，就看会抄不会抄”。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其实这两句话不是调侃，应该说是好话、行话，是许多成名者经验之谈，也是初学者不可逾越的一步。抄能抄出灵感，抄出境界，抄出才气来。眼过千遍，不如手抄一遍。周总理讲：“什么是灵感？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长期抄、长期积累，就能达到“偶然得之”的境界，就能抄出灵感来。抄能鉴别，抄能记忆，抄能积累，一举好几得，何乐而不为？据说早年邓小平旅欧勤工俭学时，就经常抄写文章，被誉为“抄写博士”。抄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积累性摘抄。抄不能图省事，把文章剪下来，贴到剪报本上就行了。对好的文章，好的题目，好的句子，应动笔抄一抄为好。另一种是融会贯通地抄。这是高层次地抄，抄“意”而不是抄字，要源于原稿，高于原稿。通过大脑加工提炼，抄到别人“找不到出处”的程度，到那时才叫抄出了水平。这里再回到“乘风破浪”来说明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这个词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南北朝时期的名将宗悫年少时，叔父宗炳问他有什么志向，宗悫回答：“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唐代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曾写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说，李白的“长风破浪”是抄袭的宗悫的“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上海市委秘书班子是恰如其分地抄袭、运用了前人的创造。又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过一篇著名的《腾王阁序》，文中有佳句流传千古：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色。其实这句话是王勃改用的南北朝文学家庚信《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改用得好，就成了千古名句。由此可见，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而是一个提炼、升华的过程。' V1 U# D8 T7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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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背。现在，有些人不提倡背。这种看法偏颇。不提倡背，是不提倡把“背”作为衡量好差的标准，不提倡死记硬背。而不是不让背，否定背。大凡有学问的人都背了一肚子、装了一脑子。过去有句俗话，叫“背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可以说，背是成才的阶梯。特别是对于语言相对贫乏的党史工作者，更需要认真背。不注意“背”的人，大脑就会空洞无物，写起党史材料来就会“辞不达意，意不称物”感到捉襟见肘。曾写过《易胆大》、《巴山秀才》、《潘金莲》等优秀剧本，人称“巴蜀鬼才”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在与友人谈读书时曾说过：读书要有“三性”即韧性、记性、悟性。没有韧性，想起来读，忘了就不读，坚持不住不行；读了记不住，等于白读；有记性，没悟性，书是死书。从中可以看出，记性在“三性”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记性，韧性没有用，悟性更无从谈起。有的人说，年龄大了不行了，脑子里空空荡荡。这就说明老本快花光了，脑子里很需要装点什么，背点什么了。背得多，大脑就聪灵， 知识、语言就丰富，运用起来就自如，表达起来就生动，下笔就好像有神助。不然人家说写自如，你就会自感鸭子听雷——不知啥经(惊)。如果不背不积累，脑子里缺“兵”少“将”，调遣就无从谈起，至少是不能得心应手。爱因斯坦说过：“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因此，要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驱动内在力，逐步养成自觉背诵的习惯。一个人年轻时多背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受益无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只有初中文化，却为主席文字服务长达18年，这自然与他后天的勤奋，尤其是肯下功夫背是分不开的。一些古今名篇，他都能大段大段，甚至整篇整篇地背出。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便是出自他的手。1961年11月6 日上午，毛泽东曾三次致信田家英，请他查找一首咏梅诗。信中写道：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和靖的诗文集给我，如能在本日下牛找到则更好。过了一会儿，主席又写信说：田家英同志，有一首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似是林和靖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随即，他又追加一信说：家英同志，又记起来，是否是清人高士奇的。田家英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很快查找到那首诗，交到主席手里。其实，那首诗既不是林和靖的，也不是高士奇的，而是明初诗人高启的，该诗是他《梅花九首》中的一首。今将全诗抄下，算是奇文共欣赏：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我再举个例子说明背的重要性。国学大师、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与他从小爱好历史不无关系，更与他的“背功”分不开。他中年双目失明后，靠记忆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皇皇巨著。仅《柳如是别传》就达80多万字，里面引文很多，都是他凭记忆让助手查阅资料完成的。可见他后半生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年轻时靠“背功”掌握的知识。: c( x8 v) N2 c) ^+ Q: m) R
1 q n, {- N# d5 q1 X$ _4 a七是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不仅对一般同志是这样，就是对那些称得上是“家”的人也适用。要想真正学到东西，就要身不离笔和本，做到随时捕捉，随时记录，久而久之，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必有裨益。此外，还要经常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工作中去访谈、去发现，及时记载生活中的生动语言。鲜活的东西，往往存在于瞬间，稍纵即逝。如果能及时记下来，经常翻一翻，就忘不了。究竟怎么记？前人已为我们做出很好的表率。马克思为写《资本论》，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写下了100 多本读书笔记。鲁迅先生兜里装个小本本，名字叫《忽然听到》、《忽然想到》，随想随听随记。时间长了，小本本就成了积累零金碎玉的“百宝箱”。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鲁迅最高成就的杂文，就是在忽然想到、忽然听到中形成的。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唐朝诗人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之一的李贺，勤奋过人，他骑的马上配有—个大袋子，是专门用来装好的句子的，只要一有灵感，马上写下来装入袋子。某种程度上说， 李贺诗歌取得的成就，与他的这个袋子是分不开的。已故作家老舍先生告诫我们：“要打好基础，第一步就要学会‘记’，每天记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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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 k c% H9 X0 C" o八是写。动笔写非常重要，再有学问的人也离不开写作。有人说：“光看不写眼高手低，光写不看进步较慢。”就是说，只看材料，不动笔去写，就会觉得别人弄的水平不行，可自己一弄还不如人家。有个名记者介绍他成名的诀窍时，只说了两个字：多写。老舍先生也告诫我们：“最好的窍门就是‘每天必写’、‘天天拿笔’，哪怕是写几十个字也好。”因为“习惯养成之后，虽不记，也能抓住要点了，这样日积月累，你肚子里的东西就多了起来。”不练，不写，手就生；多练，多写，熟就能生巧。依我看，写是写作者的基本功。首先，要敢于写，万事开头难，敢写就不难。其次，要不停地写，“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笔常握在手”，停笔时间一长就会觉得生疏。及时写，趁热打铁，非常重要，一放一拖就凉了，冲动少了，灵感也就没了。再就是要逼着自己写，“不压不出油，不逼不出货”，稿子多是逼出来的，压出来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何尝没有经历过这三种“境界”？比如领导布置材料、讲话。不少人刚开始脑子一片混沌，“拔剑四顾心茫然”真有“西风凋碧树”之感啊！这是第一境界。然后着手准备，冥思苦想，为材料“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种境界。稿子完成了，领导满意，自己也高兴，有时还有小小的得意，这就到了“灯火阑珊处”的第三种境界。所以说，写材料不能畏难发愁，“逼”字很重要。要逼着自己坐下来，把笔拿出来，把第一行写出来，时间一长，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自然了，不写手就痒痒。许多作家尤其那些多产作家，大多有这样的习惯。老舍先生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可谓公务缠身，日理万机，可他每天坚持写 1000 字。别小看这每天1000 字，一年下来就是30 多万字，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正因如此，老舍先生在繁忙的应酬之余，为广大读者奉献了《茶馆》、《龙须沟》等不朽剧作和《正红旗下》等优秀小说，留下了 800 多万字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每月写一篇大事记，甚至两三个月写一篇专题文章，几年下来，成绩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多年来负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业务，勤奋刻苦，真抓实干，亲历亲为，一直是本单位多项重要课题的纲目设计、组织、统稿和撰稿者。几年来，我发扬“潜心钻研，求真务实，吃苦耐劳，无私奉献”16字部门精神，不断增强做好党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坚持“五加二”、“白加黑”、“今日事今日毕”的工作作风，认真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和编撰，先后走访有关历史当事人、当时人、见证人300余人，并深入市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县市区，查阅有关历史资料900余卷，摘抄复印2100余份，后又到市纪委、商业局、公安局、市志办、民政局、劳动局、教育局、统计局等有关部门查寻补证有关资料，并认真地进行研读分析、比较鉴别与考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撰写、发表了几十篇党史理论文章、宣传文稿及对其他方面的党史业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共编撰出版党史成果计4个系列、4种、6部，计3259千字；正在编著的党史成果计2个系列、3种、4部，计2980千字。包括：大事记类，主编了《中共青州历史大事记》（1949-1999）（500千字，2005年6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党史资料类，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主编了《青州人在抗日战场上》（53千字，2005年8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综合类，编著了《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一卷）（306千字，2006年7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正在编著的《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二卷）（约830千字，计划2012年7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党史专题类，编著了《资政报告文集》（200千字，2008年4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著的《中共青州党史资料专题探讨与研究》（1949——1978）（650千字，2010年11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仅为《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二卷）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9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正在编著的《党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约1000千字）、《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二卷，约830千字）和《山东省青州市抗战时期伤亡人员名录》（约500千字）也即将出版发行；编著的《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三卷）（约850千字，计划2016年7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一卷）被评为潍坊市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同时获得山东省党史系统优秀成果三等奖；《资政报告文集》被评为潍坊市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些成果，不仅为宣传地方党史和发挥资政育人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教材，而且在青州市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工程中，特别是在积极推进“一城五区六大基地”建设和“三名一强”（文化名城、旅游名市、生态名市和经济强市）生态文明新青州建设中，为领导决策、推动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8 G/ I2 I$ d5 V+ h' f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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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改。改是写作的重要一环。如果把写文章比作生产一种产品，那么，改就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有人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有道理。古代名家论写作强调“改”：刘勰：义贵园通，辞忌支碎（园通——灵活变通，面面俱到）。韩愈：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字。柳宗元：文者以明道。李翱：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朱熹：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陈克：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当代名家论写作也强调“改”：毛泽东论写作的“三点注意”: “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逻辑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季羡林论写作的“选词炼句、瞻前顾后” ：“选词炼句，煞费苦心”。“简炼揣摩、惨淡经营、字斟句酌、瞻前顾后，然后成篇。”于光远论“咬文嚼字”：“要咬文嚼字才能把文章写好”。“咬文嚼字应该说也是学者的一种基本功”。许嘉璐论“语言文字规范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规范化程度，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要……使十二亿人都懂得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道理，言、行（写）‘不逾矩’。” “出版物中语言文字的混乱，是由于写者、编者的责任心不强所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一角，是写者、编者和读者的水平下降的表现。”以上古今十位名家论写作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改”的重要性。一篇文章，什么地方需要改，什么地方不需要改，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地把已经写出来的文章从立意、选材、篇章结构、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等多方面进行增、删、改，使文章更完美、更周密、更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文章不厌千遍改，写好了至少改五遍”，鲁迅是一代文豪，他的文章还要改五遍，何况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呢？所谓改，我认为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自己改；二是让别人改。自己改，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必须克服“孩子总是自己的好”的思想，先在感情上割一刀，克服“留给别人改”的思想。我的几部著作都是四五易其稿，有的从1000千字压缩到500千字，有的甚至从3000千字压缩到2000千字，再从2000千字压缩到600千字，然后，才送出版社审稿、出版发行。在改中否定自己，在否定中提高材料的质量。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材料改一遍有一遍的成色。材料写好后，自己先改几遍，很有必要。别人改，就是让领导改，要虚心，不要虚荣。即使领导改出来的稿子，也要仔细看一看，琢磨琢磨，看是怎么改的，从中悟出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写作水平。有时领导改几段、几句，甚至几个字，材料的“味道”就出来了。著名演员张瑞芳在饰演郭沫若的《屈原》时，曾建议郭老改过这样一句台词。郭法若当时是这样写的：“宋王，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张瑞芳建议把“是”改为“这”，变成了“宋玉，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一个字的变化，愤慨的力度加大了。郭老大为赞赏，称张瑞芳是一字之师。由此可见，再好的文章也离不开“改”字。我国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等名句佳语，至今对我们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著作不仅仅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在语言锤炼上也值得我们学习。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在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一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找到需要的字句。当然，精心锤炼语言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文章，在修改加工时都必须十分注意重视这一问题。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语言要准确，对事物进行恰当、科学的表达和反映；二是语言要形象，要去掉八股气，增强大众化和可读性；三是语言要鲜明。不搞人云亦云的套话、空话，要言之有理。在写作中，理论文章语言的锤炼往往是更加艰难的，因为这里面更多的是抽象的理论，枯燥的语言，甚至还有传统观念的束缚。所以，有人讲“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因而，在理论研究文章的写作中，我们不能满足于每一篇文章的形成，而要致力于更深地揭示，更准确地反映，更生动地表达，更明快地论述，使理论文章在充满生机的社会生活中增添其应有的生气。或许，当更多的理论研究文章的作者学会精俗巧运之时，理论研究的文章便可能会一改以往那灰色的印象，变得五彩缤纷，绚丽夺目。而这需要我们的每一位作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各位初学党史写作，更应该养成认真修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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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1 Q. w, I. z8 t1 |十是熬。“学海无涯苦作舟”。熬是前边九个字的前提。没有熬作基础，也就没有前边的另九个字。不妨算一笔账：一个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干活的同志，8 小时以外的时间能够充分利用好，是很充裕的。从晚上7 点到12 点这就是5个小时，如果能充分利用，晚上熬一熬，完全是可行的，一年下来就有大半年的时间，加上节假日，那就有一年的时间被利用，这就变一年当作两年用。其实这笔账很早的时候就有人算过。东汉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作半日，就多了十五天，这样下来一年就多出半年。《汉书·刑法志》里还写道：“秦始皇自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这是写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刘向的《说苑》，记载了春秋战国时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尤其是利用晚上学习的事例。如晋平公问师旷：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已。师旷说，何不秉烛乎？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拼命抢时间，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是怎样学习的：“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可见他读书是何等的勤奋。由此可见，古代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尽量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从效率上看，夜深人静，有利于读书写作， 其效率比白天会高出许多。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写材料都必须熬夜，还是要有劳有逸，因人而异。再一个方面，“熬”，有时会突发灵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唐代诗人贾岛，就是“苦吟”、“苦熬”派的代表。“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都是他苦“熬”的真实写照。再比如古代的那些名句：“池堂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疏雨滴梧桐”、“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风又绿江南岸”、“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等等，这里面的“生”、“变” 、“滴”、“皱”、“绿”、“弄”、“闹”等字，哪一个不是反复推敲得来的呢？我尽管不是很有成就的人，也不是“苦吟”、“苦熬”派的代表。但我却是很能熬夜的。写作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写书，特别是编撰党史著作，一坐下去就是无休止地写作，为了大家能满意阅读，可能无法顾及自己的小家。这要是没点儿动力和毅力真坚持不下来。过去我在青州三中当教师、后来下乡镇当公务员时，特别是现在搞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编撰工作，白天工作忙，既要查阅档案资料，又要调查采访，写作一般都安排在早晨和夜里，一般晚上六七点动笔，凌晨两三点上床，五六点就已坐在办公室里了。说不困是假，每天早上都跟杀了我一样地起床，真不知日子是怎么过的。有时加班加点，彻夜赶稿，几十年来加过多少次班，花了多少个休息日，有多少回等家人熟睡后在桌前熬到深夜，有多少回干脆和衣而睡在办公室，我已经数也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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